接受、整合行为科学并应用到建筑设计行为，解释与原有模型的系统偏差，扩展可持续性研究和实践的界限。

曾几何时，“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发展，或永久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这种意义上的变化可以追溯到1987年的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该报告由挪威时任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主持。这份报告涉及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业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从不同领域脱颖而出的政策制定者。该报告帮助这些合作进程成为主流，同时提出了将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问题来处理的想法。

一些领域很快意识到，跨学科工作对于理解环境变化、缓解或适应其影响至关重要。确认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需要气象学家、海洋学家和地理学家等的共同努力。取代喷雾罐和消耗臭氧层的冰箱制冷化学物质需要化学家与产品设计师交流。但是，正如发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上的一份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其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还尚未取得进展(L. Kotz et al. Nature Sustain. 2, 1067–1069; 2019)。

在《华尔街日报》和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聚合行为科学倡议组织（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 Charlottesville）召集的一个项目中，一个由建筑师、设计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国际团体与行为科学家共事一年，调查他们的学科如何能够更好地协同工作，以及这样做的理由。

行为科学与建筑环境有着一种基本的关系：我们必须研究人们如何生活、工作和搬家来建造可供居住的建筑和城镇。但该组织认为，在可持续性方面，还有更进一步工作的空间。这份报告相当于一个联合研究的议程，潜在的问题包括：建筑师和设计师如何做决定？其他情境下的行为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可持续设计和建筑？建筑师有责任提倡负责任的能源使用行为吗？

跨学科工作需要认真沟通和建立信任。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例子表明，学科有自己的语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术语。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科学战争”时期，也是自然学家和研究调研方法的社会学家关系紧张的时期。社会学家希望是在研究者面前摆一面镜子，以展示他们方法中的潜在缺陷。但是一些著名研究者认为，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有侵犯意味，自然学家无法从中获得所需信息。

缓解紧张氛围的一个方法可能是强调可持续性要在各个层面上改变行为——在所有部门进行更多研究。例如，政府经常与研究如何改善政策的独立研究人员沟通，包括政府自身如何适应，以更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商学院同样会对企业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案例研究。行为研究可以帮助所有人——个人和社区——改变行为方式，无论是出行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把恒温器温度调低一点。

与政府、工业和个体一样，建筑环境消耗能源并产生废物，这使得它对可持续性同样重要。正如Nature Sustainability所说，有效的合作和相互学习是很困难的。但考虑到地球的情况，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